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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市民及其社会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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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2: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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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损失”(《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57页。)。广州的某些市民上层人物甚至“向侨居国外煽动革命的广东人提意见，坚决要求他们不要使故乡广东遭难”。(《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94页。)“天津的绅士私下开会讨论本地如何对待革命”，希望“发生骚乱时警察将守中立，担任维持治安的责任”，“绅士还派代表去劝总督不要抵抗”，这样，“即使发生革命，也是不流血的革命”。(《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8页。)所有这些，都强烈地表示了市民耽于安定和秩序的社会心态。事实，武昌首义后大多数省份的光复独立，都是采取“和平光复”的形式，即使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省份，革命军所通到的也只是极其有限的反抗，也未尝不是在这种心态制约和支配下实现的。
武昌首义后，市民社会的这种心理更为强烈。一些报刊不断发表文章，表示对“秩序”的渴望：“夫今日最可怖者，土匪之乘机起掠耳”(《申报》，1911年10月21日。)，今日几百大事皆不必虑，所最可虑者……使战祸延长……所谓文明、秩序者，安能长保？”(《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65—266页。)如此等等。这些言论，以往的研究者仅把它当成立宪派、旧官僚对革命的要挟，实际上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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