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第148页。)。10天后的流血政变，使谭延闿终于取代了焦达峰，市民对此也是“平静如堵”地承受。(《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99页。)由此看来，谭延闿的上台，同样是市民社会选择的结果。在南昌，即使是在湖北军政府派员参与的情况下，市民也颇觉革命党人“地位低微”，“无法驾驭局面”(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113页。)，而由清军协统出身的吴介璋出任都督。在江苏，程德全之起义与任都督，完全是由市民的推动而实现的。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省份也都有反映，这充分说明市民社会认同权力与威望的心理支配着他们的*选择。事实上，各省市民对都督的选择过程，也就是对袁世凯的选择过程。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并非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所决定，也不尽然是外部反动势力胁迫的结果。袁世凯在清末掌握着军政实权，与清廷也有种种矛盾，尤其他在清末新政中厉行工商业的推进，获得城市市民，特别是上层工商业者的推崇，被誉为“国之栋梁”、“最有魄力之人”，加上他本身的种种权术，终于使他成为市民心目中决定中国政局治乱的中心人物，而获得辛亥革命的果实。
其次，城市市民受其主体阶级的制约而产生的另一个心理弱点，就是其强烈的秩序观。
这种心态，来源于传统中国人的“安居乐业”、“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也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求尽快结束动乱以建立安定的社会环境的现实体现。这样，就使城市市民厌倦长久的社会动乱，选择足资控制秩序的“铁腕”人物来建立*秩序。
城市市民的这种心态，在武昌首义爆发前就表露出来了。在重庆，当保路风潮趋于激烈之时，城市市民上层却不愿参加罢市，“他们不愿意遭受损失”，也担心“罢市以后数以千计的老百姓将丧失生计，从而导致暴动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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