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反对封建迷信的观念，以及反对以服从和听天由命的奴隶式的国民劣根性的观念，在市民社会中迅速成长。人们提出了养育国民“新灵魂”的观念，要求这种新灵魂具有哥伦布、麦哲伦式的“探险性质”和“*如草不闻声”的“铁血主义精神”，还要求具有“勃勃生气”的游侠气质和去掉“个人经济主义”的“社会魂”等等。表现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城市市民敢于进取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伴随着观念的变革，市民社会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解和接受也日益明显。舆论是最能反映社会心态的变化，又能促使社会心态的进一步深化的。我们考察这一时期市民社会对革命舆论及其传播媒介的反应，就可以说明问题。
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例，该书在城镇市民中传播影响极速。据载，该书“凡募印二十有余版”，“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餈饼以入”(《邹容文集》附录三。)，以至“风行海内外，销售逾为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55页。)。陈天华的《猛回头》也在市民中流传极广，“重募至十余次”，(《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光绪32年条。)出现了“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的场面。(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
革命报刊的传播也十分迅速。以《苏报》为例，该报自转向革命后，发行日广，除上海之外，全国还有二十余处分售处，各大中城市都设有发行点，“销数亦为之骤增”，仅江西南昌一处，1903年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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