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这个特征，使与资本主义利益攸关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城市市民也具有与它的主体阶级相同的特征。概言之，城市市民在此时尚只处于与资本主义的广泛联系中，并不是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市民。在他们的心理意识上，还具有它所受制着的那个阶级的弱点，同时也还带有它正在脱胎的那个社会的痕迹。这样，它就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而这种心理距离就制约着它进行*选择。由此而影响和制约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首先，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及资产阶级的先天缺陷所给予城市市民社会心理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他们对于自身的价值尚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清楚的认识。他们虽然表现出参与*的愿望，并通过自己的斗争与资产阶级一起实现了变更*的目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又缺乏信心，而寄希望于“有声望”的实力人物和旧官僚，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抱着同样不信任的态度。

　　在武昌，当起义成功，人们着手新政权的建设时，革命派推出了有“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素具人心”的黎元洪出任都督。(李廉方：《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记》。)为此，市民社会的反映是“欢声雷动”、“人心始为大定”。(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5页。)在长沙，革命之初确由革命派掌握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市民对他们的认同。在市民看来，焦达峰不过是“特起自草茅”的江湖大哥，“是一个专事破坏的人，没有搞建设的才具”(转引周锡瑞：《改良与革命》，第248页。)。市民们所嘱目的是“物望之所归”的谭延闿。当谭倾向革命时，市民表示欣慰：“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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