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辛亥革命时期,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群体。这个群体,具有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相一致,成为资产阶级在城市活动的社会基础。城市的这一变化,也为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所注目。城市市民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活动,就此具有了相互沟通的渠道,从而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要与城市及市民社会发生联系,它的成败也必然要受制约于市民社会的心理选择。
辛亥革命以武昌首义和各省的光复响应为胜利的标志,实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转换。毫无疑义,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变动,是城市市民对资产阶级革命选择的结果。从市民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城市市民已经具备了对革命的稳定心理承受力,表明城市市民社会心理对革命的选择趋势。舍此,不可能使革命在城市中发展和扩大。
城市市民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心理承受和选择,经历了二次重大的转折时期。
第一次在1903年以拒俄运动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之时。在1903年之前,城市市民意识虽然已渐次成长,但就其*倾向来说,尚摇摆于革命与改良之间。伴随着拒俄运动的发生,清政府暴露出卖国的本来面目,康梁改良派也显示了他们保皇的*目标。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群的革命与改良的大分化,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彻底决裂,《驳康有为政见书》及《敬告同乡书》的发表,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这一切,都给予了市民社会以强烈的冲击波,促使其心理发生变化,革命的或渐近于革命的市民社会心理逐步形成,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市民中下层,在行动上也接受或参与革命。诚如孙中山所说:“当初次之失败(指乙未广州起义),举目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此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中山选集》第195、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