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应当参加,不应该避开。(《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90页、第95页。)从兹,“政学界附从者日多”(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80页。)。在上海,以商会头面人物为中心的市民上层人物在革命到来之际,就已公开地与革命党人共商革命,并建立了中国国民总会的组织,作为联系市民的纽带,并最后以商团为力量,进行了武力光复的壮举。武昌、上海的情况,在各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与此同时,城市市民的*斗争连绵发生,工人的罢工、商民的抗捐抗税,构成辛亥革命前夕一幅动荡的*图景。尤其是城市市民的罢市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市民最普遍而有效的斗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在1906—1911年武昌起义前,全国城镇市民发起的罢市斗争不下于200余次。其中,1910—1911年间,仅商人的罢市就有30余次(《清末民变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伴随着城市市民上层的倾向革命和市民斗争的勃兴,城市的革命气氛日益浓烈,城市市民社会心理对革命的选择已成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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