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甚分明，一般民众对袁世凯同样存有幻想，而对革命党人举兵反抗却一时难以理解。南京的讨袁军派代表敦请商会“劝令商界助饷”，“商界虽未反对，唯无辛亥助饷之热心耳”。(转引自章开元、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第465页。)南京的商会甚至劝讨袁军让城别走，并愿付巨款以酬。江西的商民在李烈钧被解职时，劝其不要“轻启战祸”，湖口起义后则“默然反对”，使江西的革命军筹款无着，失去后盾。其他起义的省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缺乏民众作为后盾，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一个原因。
恩格斯于1850年所写的关于1524一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中，曾经指出：“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况，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进步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恩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98页。)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1848至1850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起彼伏时的西欧，也不同于十六世纪农民战争期间的德国。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早期，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发展到18—19世纪的法国及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大的程度，但又比16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远为成熟，因而出现实际存在而又阵线不甚分明的革命与反革命两个营垒，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二次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使这两个营垒的阵线逐渐明朗化了；后来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则可以说是两个营垒进一步明朗化的产物和表现。
【资料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