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却也抱有幻想。他认为既然南北已告“统一”，就无必要保留20多万民军，于是接受袁世凯裁撤军队的建议。大刀阔斧地遣散各省的民军。东南四省在辛亥革命时成立的25个师，就裁遣了近20个师。黄兴为了防止湖南民军“糜烂”他的家乡，特由驻南京的第八师中抽出赵恒惕旅开回湖南弹压，将湘省民军5个师全部编遣。(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3页。)1912年6月，黄兴为了表示对国家统一的诚意，辞去了南京留守一职。后来，黄兴抵北京同袁世凯晤谈，又增加了对袁世凯的信任感。他说：“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画，尤为感佩。”“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建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民立报》1912年9月21日“北京电报”。)
革命派的另一领袖人物宋教仁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实行国民党的责任内阁制度。甚至当自己被刺，命在旦夕之时，仍对袁世凯存有幻想，故在致袁的遗电中说：“伏翼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他绝没有想到指使刺客杀害自己的竟是他所企望“开诚心”的袁世凯！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必然对当时革命党人发生很大影响，模糊了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的界限。
再次，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
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势力虽妄图复辟专制制度，想把历史往回拉转，但鉴于当时形势，仍不得不暂时伪装成拥护“共和”的样子。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等自由的权利，在各城市基本上得到保障。一个时期，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革命派组织同盟会于1912年3月宣布为公开政党，8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象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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