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的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这种*局势，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实际构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袁派和拥袁派为一方，反袁派为另一方，斗争的焦点是实行专制独裁还是民主共和制度。随着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其间阵线，必将日趋分明，从而发生冲突是难免的。由于双方都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军队，冲突自然迟早会采取武装对抗的形式。因此，革命派发动武装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鉴于袁世凯的步步逼进，一些革命党人对于袁的野心，对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已有所觉察，有所准备。早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之初，有人就指出，袁“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之亡清尤甚”，实乃“共和之敌，民国之贼”。(《讨袁世凯》（一）《民权报》1912年4月26日。)张、方事件发生之后，《民权报》发表评论，揭露袁世凯、黎元洪的真凶面目，指出：“吾人以身命血肉购来之共和民国，岂可让一二屠夫破坏之，而反加刃于吾人之身耶？”(《讨杀张振武者》，《民权报》1912年8月18日。)革命党的地方实力派对袁世凯削弱革命派势力的阴谋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斗争。江苏的革命党人在裁军时强烈要求黄兴保存一定的革命武装力量，因而由遣散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和精锐武器组成的第八师才得以保存下来，后来成为二次革命中保卫南京的主要力量。江西都督李烈钧反袁尤为激烈。他对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的“军民分治”计划最早提出强烈的反对，在江西民政长事件中坚决顶住了袁世凯的压力，并在军事上作了抗袁的部署，驱逐了投靠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宋案”真相暴露之后，革命党人提出武力讨袁的口号。孙中山此时明确地表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中山选集》下册第477页。)这些情况表明，二次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也不能说是完全被动和毫无准备的。

　　另一方面，由于两个营垒虽实际存在，但其阵线又不甚分明，袁世凯的伪共和面具未被摘下，革命党人对其存在幻想，当“宋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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