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武装讨伐革命党人，是早有预谋和准备的。“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知道自己的伪“共和”面目即将大暴露，于是制造战争舆论，调遣军队，购置*，加紧了战争准备的步伐：4月7日，制定作战计划，密令局部动员，26日，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2500万英镑“善后借款合同”，筹集战争经费；28日，指令陆军部派员赴天津，通过奥国洋行向德国急购大宗*；5月1日，调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建立“战时内阁”。袁又从4月30日开始，连续一周举行秘密军事会议，筹划武力征服南方。随后，北洋军沿津浦、京汉铁路南下，向南方国民党势力作出东西两面夹攻的姿态。至5月下旬，袁世凯已作好了军事布置，于是迫不及待地攻击孙中山、黄兴“捣乱”，并威胁道：“彼等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伐之。”(白焦：《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袁世凯杀气腾腾，表示要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了。

　　此时的革命党人却仍然在是否“武力讨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由于对袁世凯存在幻想，使革命党人在裁军之后实力大为削弱。“宋案”后，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反革命面貌开始大暴露，孙中山等人提出要“武力讨袁”，但许多革命党人对此却仍就犹豫观望。广东胡汉民认为“时机未至”。黄兴也只主张“听候法律，与袁周旋”。国会中一部分国民党议员醉心于议会万能，只想在国会中进行倒袁活动。“宋案”之后两个多月里，南方革命党人围绕着“武力讨袁”还是“法律倒袁”的问题争执不休，因而在行动上迟迟未作抗袁的实际准备。胡汉民拒绝在广东首先宣布独立。陈其美以没有海军防守作理由，不同意在上海首先举兵起事。李烈钧在江西对武装抗袁虽有所准备，但势单力薄，亦不敢贸然发动。直至6月，袁世凯先后下令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胡汉民的广东都督和柏文蔚的安徽都督职务，南方各省，首先是江西才相继被迫起兵抗袁。但由于缺乏准备，导致各省起兵仓促，而且缺乏统一的指挥中心，各自孤立为战。江西李烈钧曾与广东、湖南、福建和安徽结成五省同盟，商定一省有事四省支援，但当战争打响后，福建、安徽却一兵未发，广东的援兵则半路折回，湖南援兵直到江西作战结束时还未赶到。在南京，虽有柏文蔚率领的卫队及宪兵1000多人前来增援，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守卫南京军民的声势。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很大问题。这些都是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两个营垒的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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