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医学课程外，还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西方*、经济、史地、科技等方面的著作。他说：“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奥窍。”（《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页。）他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个人向上爬，而是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他在一次回答同学关景良的母亲所提问题时表示，他一不想做大官，二不想做皇帝，“只想推翻满洲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做皇帝更高大了”（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见《广东文物》（中）第102页。）。
他在大学时代不仅认真学习，而且广泛交游，其中交往最密切的首推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孙中山后来回忆说：“予与陈、尤、杨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还，……四个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革命思想之产生》，见《国父全集》（二）第156页。）加上他早年的同乡陆皓东和好友郑士良，他们都是孙中山组织团体和进行革命的核心人物。如陆在1895年广州起义时献身，郑便领导1900年的惠州起义，陈则创办《中国日报》、组织兴汉会并出面与康、梁商谈联合事宜等。
在大学时代后期，他又结识了香港辅仁文社（该社成员大都出身于中央书院）社长杨衢云（福建海澄人）及其成员谢缵泰等。该社的格言是“尽心爱国”，提倡“开通民智”。孙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回港，1895年2月与该社联合，杨衢云被推为香港兴中会总部的会长。孙的业师何启，是当时鼓吹改良最力的人物之一，对孙也有一定的影响。何关于主权在民的论说，对孙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曾起了启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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