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学习期间,孙中山寒暑假都回故乡。他将两地加以比较后,深有感触地说:“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时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经过他的认真思考,终于得出答案:“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上峰则比下级更厉害,“满清*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所以“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着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组织一良好之政府”。他说:“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香港)吴伦霓霞:《孙中山早期革命运动与香港》,见《孙中山研究论丛》(三)第76页。)
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曾以香港为基地,先后策划了内地八次武装起义,主要有: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立即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于香港设立乾亨行,以做生意为掩护,实际是兴中会策划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孙中山到广州设“农学会”组织,借行医和提倡农业为名,进行起义准备。据谢缵泰和孙中山的记述,这次起义的整个策划经过,都由在香港的兴中会主要人物主持,于1895年3月13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要利用广州及其附近的不安情况,先攻占广州衙门作为根据地,然后进一步占领两广,成立独立政府,与清廷对峙。会议上黄咏商愿意卖掉房屋一所,得八千元,以解决经费及粮饷问题”。3月16日又假会所乾亨行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利用农历九月九日(阳历10月26日)登高节”起事。届时广东有重九祭祖扫墓的风俗,“使战斗人员可得适当掩护,进入城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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