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这种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他在一八九九年写的《客帝篇》中继续主张：有帝国主义在旁，如果汉族人民起来反对满族统治者，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共归于尽：“荦牛之斗，玄熊□怒以格其闲，则二牛皆脔也。”“逐加于满人，而割地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

　　决定章太炎思想转变的，是八国联军的进攻和占领北京。这下使他看清：清朝政府已经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不可能再依靠它来图强御侮。因而写下了《客帝匡谬》：“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并且勇敢地作了自我批评：“余自戊已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

　　事实说明：正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清朝政府卖国面目的暴露，而不是别的，才最后驱使章太炎走上革命的道路。决定他的行动的，是为救国而反满，并不是为复汉而反满。

　　事实也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思想的高涨，根本的原因还不在汉族传统民族思想的重新抬头，而是当时的严重民族危机。这个卖国政府在许多汉族的人看来恰好是一个“异族”政府，他们就自然地进行这样的推论：清朝政府之所以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地推行卖国投降的政策，根本就在它是“异族”的政府，从而它毫不关心汉族人民的命运，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中国的主权。这种看法自然谈不上对事物的本质作出科学的分析，但在当时却使许多人深信不疑，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从而使“反满”的口号占有如此突出的地位。

　　这种反满宣传有它重大的缺陷：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同时，由于过分强调满汉矛盾，反而容易使人放松去正面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整个封建势力这两个主要的敌人。可是，细心地剖析一下，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宣传所包含的合理的内核：它要求人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反清革命，推倒这个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这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抓住了救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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