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弱。武昌起义的第三天，湖北军政府就匆匆忙忙地宣布：“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偿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南京临时政府后来在《宣告各友邦书》中也作了类似的承诺。可是，革命党人的软弱和退让并没有换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任何善意。他们早就认定：革命对他们在中国的统治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必须用一切办法来扼杀革命，制止革命的深入发展。但他们毕竟又是富有殖民统治经验的，在看到清朝政府已无法保存下去的事实后，就采取换马的办法，宁可调换一个工具，把清朝政府抛开，转而支持袁世凯上台，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在“中华民国”的新招牌下原封不动地保存下去。这却是天真的革命党人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革命以实际上的失败告终了。此后，历史舞台上接连演出的是二十一条的提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幕幕活剧。中国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坏下去。旧的路子再也走不通了。必须换一条新的路走。正在这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发生了，中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兴起了。而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两年，中国*党成立了。从此，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并把它列为自己奋斗目标之一。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十多年的斗争实践和反复探索，其中包括辛亥革命时期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才达到的新的认识。
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过去时也把历年的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以往的革命总是中途妥协，不能彻底。他断然宣称：要“重新担负起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决不能又蹈从前的复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该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宣传的旨趣》，《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33页）他临死前，段祺瑞派人去看他，劝他说话不要太激烈，以免引起列强干涉。孙中山断然回答说：“假如我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这是孙中山，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的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在中国*党的领导下，终于得到了胜利。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中国的统治，在这种斗争的反复冲击下终于解体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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