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及，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对利用外资的具体办法，他提了三条：“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对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和尊严这个原则问题抱着十分清醒的态度。他毫不含糊地宣称：对外开放“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
他这些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在民国初年，中国那样穷，那样弱，国内状况那样混乱，国际地位那样低下，要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取得国外的大量援助，事实上并不可能。无情的事实，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孙中山陷于巨大的失望痛苦之中。但他这些设想中的合理因素是不可抹杀的。在近代中国，一个爱国者既要坚决反抗外来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又不能因循守旧，闭关自守，而要敢于面对世界，善于汲取国外的长处，迎头赶上。孙中山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远大眼光和非凡勇气，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为了振兴中华，孙中山十分重视国家的统一。他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是受害。”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孙中山在重视物质建设的同时，又很重视精神建设。１９１２年他在济南的一次讲演中说：“然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以后，他在《孙文学说》中更明确地说：“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他所说的“心性文明”，指的就是精神文明。在他看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缺一不可的。虽然他所说的精神文明的内涵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有许多不同，但他那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是难能可贵的。
孙中山不仅重视经济的发展，而且重视整个社会的进步。他在１８９６年曾到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考察了近一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１９０３年１２月，他给朋友的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指出：“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夫欧美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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