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停滞落后了，因而遭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资产阶级革命派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史，他们认为：当前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全世界处在激烈的竞争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自强不息，不断进步，才能求得生存，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亡国灭种之祸，就不可避免。这种理论没有科学地解释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但对处在灭亡危险下的中国人民，却是一付有效的清醒剂。革命派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如果人民觉醒，国家进步，那末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也将无可奈何于我。所以，挽救国家危亡，首先应该使全国人民振奋起来，改造社会，实现自强，“积人成国，国人一体，强弱存亡，责任在己。”（《云南杂志发刊词》）
革命派认为：自强的关键是要学习外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一是学习西方的*，把资产阶级的*、法律、教育等等制度及其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孙中山说：“仿效外国革命*，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哲理，和最新的*思想，都拿来实行”。（《民权主义》）二是要学习科学技术，设工厂，开矿藏，筑铁路，行轮船，提高生产力，“外国的长处是科学，……因为这种科学进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夺天工”。（《民族主义》）
封建顽固派不加分析地排斥和鄙视一切外来事物，死抱住所谓的“国粹”，“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之”。革命派反复说：“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警世钟》），“凡他种种强过我们的事件，我那一件不要学他的呢？不把他们好处学到手，可抵得他住吗？”（《猛回头》）他们认为：当前，不应以学人为可耻，相反，应当以不学为可耻。
同时，革命派也批判了一味崇外、恐外、媚外的奴隶主义，指出：有些人对洋人“奉之如帝天，事之如父祖”，“怕洋人怕到了极步”，“见了洋人，就称洋大人、洋老爷，预先存一个顺民的意思。……这也无非因打下几个败阵，遂把洋人看得极重。其实洋人也不过是一个人，非有三头六臂，怎么就说不能敌他”。（《猛回头》）排外主义和奴隶主义都和爱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都应该在思想上加以摒弃，摒弃之道，就在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深信：清朝必将被推翻，革命必定会胜利。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在*上、经济上、文化上必将出现大的飞跃，“迎头赶上”资本主义强国，对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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