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兴起后，在五四时期仍有相当的影响，二三十年代的新儒学派也对保存国粹、复兴儒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其间，虽然由于*背景的限制，倡导者的文化素质的不同以及对国粹的理解的差异，各个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就不尽一致，但其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粹为现实的*服务，即如何使古代的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气质，变为指导中国进步的思想武器。其思想指导是美好而富有爱国*的，其客观效果则有好有坏，五四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甚至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而言，也明显地具有二重性。

　　武昌起义前，首要的任务是“革命排满”，推翻清廷，实现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国粹派利用“复兴古学”，唤起人们反清的“爱国热肠”，自然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携手出击，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武昌起义后，主要问题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孙中山“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变为现实，国粹派对此并不积极，一度成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反对派，这显然不利于民主共和而容易被袁世凯所利用，其客观作用是消极的。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指导，国粹主义弘扬民族文化，尤其是阐发汉族优秀文化，有助于激发和提高人们的民族感情和对清王朝满族贵族统治的仇恨，但大汉族主义的宣传却影响了民族团结；而且，20世纪初年发动的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试图利用古典的还没有近代化的国粹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自然是不科学的，势必影响资本主义新文化的传播。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瑕瑜互见，是特定的中国社会产生的一种矛盾集合体。

【资料来源：《理论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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