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十分生动地反映出统治者的心态：“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从来治国之道，惟以保民为先。方今时局多艰，民生重困，本年两广、两湖、江西、安徽等省，屡告偏灾，近日江苏淮、徐、海一带，被灾尤重。……哀我黎民，颠连穷困，岂可胜言。其不逞者，又或迫于饥寒，流为盗贼，扰及乡里，贻害善良。”谕旨要求“地方文武各官”对饥民“加意抚绥”，以便“防患未然”(《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58页。)。
再次，由于灾荒而大量产生的衣食无着的饥民，为着解决眼前的温饱，求得生存的权利，纷纷起来直接进行“抗粮”、“抗捐、“闹漕”、“抢米”等斗争，这种斗争愈是临近辛亥革命愈益发展，已成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明显征兆。据统计，1906年全国发生抗捐、抢米及饥民暴动等反抗斗争约199起(本节关于辛亥革命前各地抗捐、抢米等风潮的数字，均参阅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其中一些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事件，主要发生在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江西、广东数省。如前所述，这一年，这些省份几乎无一例外地遭洪潦灾害、而且大都灾情颇重。1907、1908两年，抢米风潮曾稍见沉寂，这同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相对较轻是完全一致的。到1909年，全国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约149起，其中几次规模较大的抢米风潮和饥民暴动，恰恰发生在灾情最重的甘肃和浙江两省。1910年，随着灾荒形势的恶化，抗捐、抢米等风潮进一步发展，陡然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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