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严重的是安徽，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几与大江无所区别”，“各属遭水穷民，统计不下数十万”。江苏“水灾实为数十年所未有”，“各县圩埂，冲决至一千数百处”。江西40余州县“猝遭水灾”，“凡被水田亩均已颗粒无收”。湖北夏间“暴雨连朝，江汉并涨，田庐禾稼，大半淹没”；入秋，又“雨泽稀少，干旱成灾”。此外，湖南、浙江、福建全省及广东、云南、东北局部地区，也都被水成灾。直隶、河南则先旱后潦，河南的兰考和山东的章丘、惠民并先后发生黄河漫决。山西、陕西部分地区旱象严重，“饥民甚多，田荒不治，凋敝可伤”。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除山东境内发生黄河决口外，全国主要灾情是旱灾和瘟疫。最严重的是四川，发生了该省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奇荒，持续“首尾年余之久”，灾区“遍九十余州县”，“市廛寥落，闾巷无烟，徒死之余，孑遗无几”。广东、广西、湖北夏间遭水，秋季遭旱，“数月不雨，赤地千里”。江苏南部、湖南辰州等地、顺直地区、黑龙江瑷珲一带瘟疫流行，“死人无算”。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全国灾情较轻，一般省份大抵只有局部的水旱偏灾。稍重者为直隶，春夏苦旱，“麦苗尽枯”，7月间又遭水患；浙江先潦后旱，灾歉几遍全省；广西有较严重的旱灾，由于收成大减，而且“饥荒已连绵多年”，发生了人吃人的惨象；山东利津黄河决口，周围州县为洪水浸淹。
1904年（光绪三十年）——黄河再次在利津两度漫决，山东被淹地区甚广。四川又一次发生大旱荒，川东北6府2州59县亢旱无雨，“郊原坼裂，草木焦卷”，“几有赤地千里之状”。直隶夏雨过多，永定等河决口，滨河州县被水成灾。云南、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甘肃部分地区遭暴雨侵袭，“田庐漂没，受灾甚重”。河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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