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起。其中的抢米风潮，几乎全部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5省、而这里正是联成一片的广袤的重水灾区。这一年的长沙抢米风潮，是震动全国的重人事件，这个事件的背景，就是湖南因灾而致“树皮草根剥食殆尽，间有食谷壳、食观音土，因哽噎腹胀，竟至毙命者”；长沙城里“老弱者横卧街巷，风吹雨淋，冻饿以死者，每日数十人”。人们无法生活，只能铤而走险。
最后，在辛亥革命的酝酿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发动或参予组织过多次武装斗争，有一些武装起义，革命派曾有意地利用了灾荒造成的社会动荡形势，并注意吸引饥民群众的参加。如同盟会成立后不久，于1906年底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次起义迅速发展到数万人，虽然前后只活动了半个多月，却给清朝反动统治以极大的震动。《丙午萍醴起义记》在谈到这次起义的动因时说：“其起事之动机，则因是年中国中部凶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及四川东南部，即扬子江上流沿岸，皆陷于饥馑。该地工人因受米贵减工之打击，遂由萍乡矿工首先发难，四虎徒党起而应之。”(《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3页。)起义发生后，有人在《汉帜》第一号上发表文章，号召各省革命党“响应湘赣革命军”，其中说：“至天时地利，尤为此次最得机势者。……今者，虏廷日日苛税，省省摊派，民不聊生，大乱以作，重以今岁沦雨弥月，洪荒千里，饿殍填沟，十数省哀鸿，汹汹欲动。饥民者，历代英雄起事之材料也。如此之赋烦岁凶，……各省民皆饥困，已富有被动之性质，倘有人振臂一声，必从者如流。”(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见《辛亥革命》（二），第531页。)这样的议论，颇为典型地反映了革命派力图利用灾荒以扩展革命的心理，也表明了灾荒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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