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之前，中外政界人士就对当年的严重灾荒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5月下旬，张謇代表沪、津、汉、穗四处总商会，赴京办事，受到摄政王载沣的接见。当载沣征询张謇对于时局的意见时，张謇谈了“内政三大要事”，头一条就是“外省灾患迭见，民生困苦”。9月12日，莫理循在一封信里写道：“中国长江流域各省的前景非常黯淡。……人民将会成千上万地死去，难民营里出现霍乱和斑疹伤寒。一位知名的中国人昨天对我说，前景从来没有这样糟糕，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水灾和饥馑的威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52页。)待到四川保路运动起来之后，一些封建官僚更是惊恐万状，生怕在灾荒遍地的情况下，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的话简直成了后来事态发展的颇为准确的预言。如御史陈善同在武昌起义前一个月上奏说：“现在湘粤争路余波尚未大熄，而雨水为灾几近十省，盗匪成群，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风鹤之警，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应之者，其为患又岂止于路不能收而已。”(《辛亥革命》（四），第469页。)御史麦秩严在武昌起义前约半个月上折称：“方今时事日棘，灾祲迭臻，岁饥民流，盗贼四起，中原大势岌岌可虞。”(《辛亥革命》（七），第269页。)

　　那末，封建统治者为之谈虎色变的辛亥年大水灾，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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