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革命派在大多数场合，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而是透过灾荒，进一步寻求和揭示与灾荒相关联的种种*因素，从而得出正是反动统治的“人祸”导致了或加深了“天灾”的正确结论。革命派认为，灾荒的根源，与其说首先是自然的原因，不如说更主要是社会的原因、*的原因；自然灾害发生得如此频繁，难以抗拒，从根本上说来，是腐朽的封建*造成的。这一点，孙中山讲得最为鲜明与深刻。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在孙中山以前，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人以如此敏锐的目光、如此深邃的思维和如此清晰的语言来分析和说明灾荒问题。革命党人在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实际上为孙中山的这个说法提供了具体的论证。例如，有两篇谈到黄河之患的文章，就指出：“黄河北徙（按：指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后的黄河大改道），每一漂没，数十州县无墟落。虏廷吝财，委其事于疆吏，疆吏遂藉为吞款邀功之地，动以河工括民财”。“虏清之治河，则驱逐农民，动辄数千万，以供官吏之指挥，急则湮之，缓则弛之。剜肉补疮，卒靡所益，费民财以万计，曾不能一年之安。”(均见《辛亥革命》（二），第346、332页。)辛亥前一年发表的《论革命之趋势》一文，具体揭露了某些封疆大吏怎样贪污赈款，草营人命：“江北巨灾，集赈款五百万，虏帅端方侵蚀三百万，又虑饥民为变，遣军队弹压之，示以稍反侧即立尽，于是饥民皆枕藉就死，无敢有蠢动者。陕、甘旱荒，至人相食，虏帅升允漠然不顾，十室九空，积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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