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定的*动机。由于民初政局未稳，各派*力量互相争权夺利，组织政党进行政争固然是一种直接表现，但也不能排除某些政客，因组党条件不够而组织经济团体，以增加自己的势力，作为参与政争的背景。盛宣怀的侄子盛国华，当时就指出沈云霈联络邮传部旧官员组织中国实业会的目的，大概是“为结党起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一》第344页。)也有某些政党，为拉拢资产阶级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另组经济团体，诸如社会党、自由党、大同民党等。有的实业团体则直接以党的名称出现，带有一定的*色彩。就是革命派和北洋派的组建经济团体活动，也不能不带有这种*用意。
其次是受*斗争的影响，使经济团体的组建活动中存在着某些集团对抗现象。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革命派和北洋派之间。如革命派在上海组建了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之后，梁士治等北洋派人物也赶紧在北京建立中华全国铁路协会，以示对抗，并企图兼并铁道协会，垄断全国铁路事业。这种对抗性现象还表现为，中华民国农业促进会与中国农业实进会；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与中国实业会；中华民国商学会与中央商学会；中华民国矿业协会与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之间的对抗。这几组对抗性团体中，前者是在革命派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和参与下建立的。后者则是在北京政府取代南京政府之后，多由北洋派人物在北京政府的支持下组建的，具有较重的御用性质，且往往以正统地位自居与相对的同类团体争夺势力范围。
第三是受袁世凯复辟专制统治的影响，使经济团体的组建和活动高潮遇到挫折。任何社会团体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民主*为基础的，只有有了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才能有社会团体的大量出现和勃勃生气，民初经济团体的产生发展过程也不能例外。在袁世凯制造“宋教仁案”之前。由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民主*制度和气氛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成为经济团体的组织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高潮阶段。此后，袁世凯为了实现专制统治，公开镇压打击持不同政见者，严重削弱和践踏民权，使一些由持不同政见者所组成的团体芦先受到取缔，或被迫解散，并影响到其他一般经济团体的社会活动，同时新团体的组建也受到严格限制，从而造成了民初经济团体的分化衰落阶段。1913年6月，中华民国工党因其领袖徐企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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