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1905）六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带头发起商学两界公宴，以显示“众心希望立宪也。”同时，他还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宣扬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处：1．“君权永固”，2．“外患渐轻”，3．“内乱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复信则再次吹捧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张一□：《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支持，张謇一伙的劲头更足，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缓进，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这可以看作是张謇一派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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