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继续倒行逆施，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组成所谓“皇族内阁”，实际上是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对立达到极其尖锐程度，不少人已倾向于挺而走险，另作他图。张謇虽然也感到清政府“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达赉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张謇偕江谦、孟森等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他们在武汉停留了九天，由于瑞□的有力支持，用闪电般的手法以大维公司名义取得了湖北纱、布、麻、丝四厂的承租权。五月十一日，张謇于北上途中特地下车看望蛰居彰德的袁世凯，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据当事人回忆，张謇回车时含笑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0—182页。)五月十二日抵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和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召见，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则建议清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又曾分别与奕□、载泽、盛宣怀等有所磋商。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并未获致任何具体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赢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奋作为代表参加直省谘议局联合会外，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该会活动。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注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和赵凤昌认真起草《报美团（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八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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