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还想说明一点，科学地剖析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贬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恩格斯曾经说过：“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5页。)这句话对于孙先生同样适用，任何伟大人物都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无法选择历史给他提供的特定的舞台，他只能在有限的时空和其他历史条件的制约下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因此，我们从来都历史地看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从来都给他应有的崇高评价。至于所谓“中共史学家经常强调孙中山先生是‘社会主义革命先驱者’”云云，这恐怕是一种讹传。我们从来都把孙中山先生看作民主革命的先行（驱）者，却未曾说他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导。我们倒确实认为他的*思想中有主观社会主义成份，但主观社会主义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它只是想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后的弊病罢了，而且并没有取代民主主义思想的主流地位，因此这与无产阶级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张玉法先生借此批评我们说话自相矛盾，其实这倒说明他对近代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缺乏应有的鉴别。

　　以上就是我对自己在芝加哥会议上的简短答辩所作的补充说明，希望辛亥革命性质问题能通过大家共同的探索，获得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当然芝加哥会上的论文与发言，并非仅仅限于辛亥革命性质一问题。使到会中外学者更加感到兴趣的，倒是隔绝已久而且罕通音信的海峡两岸学者，在辛亥革命史领域竟然持有许多相近以至相通的见解，譬如大家都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革命，孙中山和同盟会是这场革命的领导和中心，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袁世凯的两面手法和篡权窃国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等等。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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