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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盟会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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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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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承担”（注：陈梅龙：《论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关系》，〔长春〕《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还有人在评价章太炎与同盟会的分歧时，亦对学界关于其不顾革命全局利益“闹分裂”的传统提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和误解”，“将内部矛盾的*责任推到一人身上，是不公正、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章太炎与同盟会内部分歧有关联，却并非一无是处，称之为分裂主义者，更是极不妥当的”（注：徐立亭：《章太炎与同盟会的分歧》，〔哈尔滨〕《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近来，又有人从孙中山自身的性格特点方面，剖析了同盟会的几次大的风潮。指出如果用革命领袖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在所言所行方面“又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1)军事策略上偏重两广和南方边地，相对忽略了内陆地区尤其是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2)主观思想上疏远与内地志士、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联系，对同盟会的领导基本上局限于南方各支部。(3)实际行动上偏重于筹款、外交，相对来说从事艰苦细致的发动、组织工作较少。孙中山性格的“否定规定性”表现出来的“偏激固执、我行我素等特点”，与同盟会上层分歧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注：刘云波：《孙中山与同盟会上层分歧》，《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
5、关于同盟会与中部同盟会的关系。中部同盟会是1911年由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力主“长江革命”，对推动武昌起义和领导上海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同盟会与中部同盟会的关系，学术界亦有多种认识。有的论者认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同盟会自身分裂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对同盟会的一个分裂行为”；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不依靠人民力量，看不清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在表面上似乎强大的反革命打击下，产生的悲观失望的思想潮流的必然发展”（注：林增平等编：《辛亥革命》（中国史专题讨论从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75页，第282页。）。尤其是宋教仁等发起组织中部同盟会没有按组织原则办事，又擅自修改既定章程，“是背离盟章的，负有分裂党的责任”（注：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9页。）。对此渐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有人在60年代就认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虽然内部含有分裂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它是在“同盟会日趋涣散、无人领导”，而“广大中下层革命志士要求继续革命的情况下”成立的；也是“在宋教仁、谭人凤等总结了历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坚持把革命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敢于肩负起领导责任的情况下”成立的（注：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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