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可见，建国后国内关于中国同盟会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和深入了，但也并未达于止境。专家学者在总结以往研究状况的同时，亦对如何拓展学术视野、改进研究方法提出过不少建议。诸如应“突破*史框框”和正统观念，将同盟会研究同经济史、思想史研究“横向贯通”，重视当时非正统思潮（如无政府主义、暗杀主义、国粹主义、军国民主义等）的影响，加强对孙中山以外的重要领导人物（如黄兴、宋教仁、朱执信、汪精卫、胡汉民、刘师培、吴稚晖、陶成章等）的研究，开展横向与纵向比较，等等。诚然，这些主张和建议对学术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学术界也循着这些方向作了不少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无须赘言。不过，为推进同盟会的研究，笔者不揣谫陋，妄提一点拙见，以供参考。既然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那么它的内涵核心应是“政党”，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这是它区别于旧式革命组织和同期其它革命团体的重要标志。所以应着重从政党学的角度去剖析和评价同盟会的组织运作与成败得失。具体而言，当着意于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同盟会的*性。关于同盟会*性，学术界无疑已作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但以往的工作，普遍着眼于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一种*史或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我们强调的是同盟会作为政党的*运作及其成效。包括其理论创建、政纲构筑、领袖形象塑造、权力角色配置等。其次，是同盟会的文化性。包括同盟会产生的文化背景、同盟会内部非正统思想流派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同盟会内部的*信仰与态度等。很显然，我们关注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它对于政党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文化影响着*体系中每一个*角色的行动”（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学》，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再次，是同盟会的社会性。马克斯·韦伯说过：“政党组织的现代形式是民主的产儿，群众性的选举法的产儿，大规模竞争和群众性组织的必然性的产儿，领导的最高统一和最严格的纪律发展的产儿。”（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下卷第767页。）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开创者，同盟会尚未达到政党之“现代组织形式”的标准。但正是为了弄清同盟会与现代政党之间的差距，所以必须对同盟会的社会构成、组织机制、运作方式等进行专门剖析。第四，是同盟会的经济状况。就一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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