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盟会研究过程中，学术界时有争论，其焦点大致体现在如下几方面（注：本文对学术界关于同盟会研究歧议的归纳，部分参鉴了刘湘雅、饶怀民、刘望龄、马敏等人的相关综述文章（分见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与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谨致感谢。：

1、关于同盟会成立的时间。吴雁南在80年代初就撰文，对学术界通行的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的认识进行“补正”，指出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其源头可溯自同年春孙中山等在比利时创办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应当“把1905年春在比利时成立同盟会到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视作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形成过程”。同期，其他人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孙中山在欧洲成立的革命团体“是中国同盟会的一个雏形”（注：吴雁南：《中国同盟会成立时间补正》，《史学月刊》1982年第1期；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页。）。后来，日本学者寺广映雄对“欧洲同盟会”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研究，指出“欧洲同盟会”“实际上是以孙文为中心，与湖北出身的革命学生之间热烈讨论的结果，这件事情不仅对兴中会的革命方式给予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数日后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革命团体的产生，意味着海外学生“实质上承认了孙文在今后革命运动中的最高领导者的地位”。它的誓词（即孙中山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大纲领）和入党方式，“在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几乎是原样照搬过去的”。所以说，这个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的方法进行了修正与否定，确立了新的组织与方法，形成后来中国同盟会这个革命组织和进行革命方式的基础”（注：〔日〕寺广映雄：《关于欧洲同盟会的成立和意义》，郭传玺译，《中州学刊》1996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领导创立的这个欧洲革命团体，最初仅简单地称为“革命党”，直至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方被冠以“欧洲同盟会”名号。章开沅对“同盟会”会名的源流作了细微探析，指出“到1903年春夏之间，同盟会已成为爱国救亡志士们所熟知并习用的名称。两年以后，孙中山在旅欧中国留学生中间组织革命团体，并未冠以兴中会或其他名称，显然正在考虑代以当时革命志士更易于接受且有助于各团体之间相互联合的新名称”（注：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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