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的代表性，不少学者都有过相似的表述。章开沅则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具体而言，“同盟会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它和1924年到1927年的国民党不同，加入它的各种社会力量并没有在会外保存自己单独的政党”。另一方面，“同盟会也不仅仅是几个阶级的反满联合战线”，虽然它是20世纪初年，由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以及一部分反满士绅组成的“更为广泛也更为松懈的”反满联合战线中起指导作用的*力量，“但毕竟不能把它与反清联合战线等同起来”。章开沅在强调“同盟会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时，还指出同盟会内部并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这样三种力量的*分野”。为了说明同盟会内部的*分歧，章开沅将同盟会成员分成左、中、右三派，即以孙中山、朱执信为首的左派，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中派和以章太炎、吴稚晖、汪精卫为首的右翼，他认为各派之间的政见纷争，并不代表“路线斗争”（注：章开沅：《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北京〕《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近年来，关于同盟会之“性质”的讨论已不多见。学术界较为感兴趣的是同盟会内部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案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历次风潮。
4、关于同盟会的派系争斗与不断分裂。主张同盟会为几个阶级之“松懈联盟”观点的学者自然从阶级阵营的角度去作解释，认为“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有在各自保留其*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裂的种子”；“对于同盟会的*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注：吴剑杰前引文。）。不少人则从地域性宗派之争的角度来说明问题。即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派、以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为首的江浙派与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为代表的两湖派。例如王永年在分析同盟会内部关于“平均地权”纲领的分歧时指出：“革命派内部由于社会经济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思想观念的地域性群体的存在，是导致革命派内部对‘平均地权’产生分歧的两个主要因素。”李时岳在总结同盟会的内部风潮时亦指出：“事态表明，辛亥革命前，在全国性统一的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内部，实际上是山头林立的。各个山头有各自活动的地盘，有各自联系的群众。”（注：王永年、李时岳前引文。）原光复会成员是同盟会内的一个影响较大的*派别，多次掀起“倒孙风潮”。1910年2月，光复会在东京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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