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李鸿章总不死心，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列强中间打转，以至偾兵误事。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都批评说：“总理衙门对外国调停过度信任”。“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赫德还针对俄国想出面调停中日问题一事，在电文中说：中国“可能又被撮弄一番，并且还须付给撮弄者一笔代价。”由此可见，上述“以夷制夷”，表面上象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倒是清政府被列强所利用。不但被“撮弄”，而且还得付给“代价”。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中的一些京官和督抚，虽然也反对割让台湾给日本，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办法，无非重弹“以夷制夷”的调子而已。如两江总督张之洞主张“与倭者转而赂英俄”。他说，英、俄如能实力相助，就可以“许以重酬，绝不吝惜”。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主张让各国共保台湾，建议把台湾作为各国公共的“租界”，让列强“各认地段开矿”，以此联络各国来抗倭。有的还建议借洋兵来“抗倭”。这些说明，清政府中虽然也有反对割台湾、主张抗日的，但是他们所谓的“以夷制夷”的立场并没有比李鸿章好多少。在光绪皇帝的“上谕”中，虽然曾经对李鸿章求英国出动舰队“勒令”日本撤兵朝鲜的建议表示不赞成，指出这是：“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不让官员们再议此事。但是，朝廷也拿不出别的办法。说明整个清政府已经腐败无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们已经没有力量“自立”了。为了维持统治、苟安目前，只有依仗列强、求助列强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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