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利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2〕可以看到, 洋务派认为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用兵,为了自强。
由于西方侵略者凭借其“船坚炮利”,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使洋务派深刻认识到要“自强”须“御侮”,要“御侮”须加强海防。1871年,曾国藩就提出筹备海防,向清政府建议沿江沿海各省练兵设防,终因经费原因告吹。日本入侵台湾事件发生后,洋务派惊呼:“外洋为中国患如此激烈,实为亘古所未有”,“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一时间要求加强海防的呼声迭起。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新疆一部被阿古柏所侵占,沙俄也不断向新疆地区渗透,新疆危机也引起了包括洋务派在内的朝内人士的极大关注,从而提出了注重西征,加强塞防。于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关于海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和左宗棠素来被当作海防论和塞防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又都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这场争论是由于外敌入侵,东南海疆和西北边塞出现严重危机,以及清政府财政困难无力应付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清政府内部高层领导之间关于国防战略部署问题的讨论,其争论中心是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孰先孰后的问题,尽管各自主张不同,但都是着眼于怎样加强国防以抑御外侮,所以,这场争论本身,就是洋务派“御侮”思想的体现,说明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与抵御外国武装侵略相联系的。
正是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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