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方学习，有人大叫：“臣闻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⑥更可气而又可笑的是，有人提出：“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其理由是：“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⑦顽固派之愚腐竟达如此地步！可见保守势力反对洋务运动之声甚嚣尘上。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描述这种情况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⑧梁启超也曾追述此情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⑨洋务运动就是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进行下去的。
以上情况就充分说明，在保守观念极为浓厚、顽固派反对甚烈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就是对传统保守观念的一个有力冲击。发动洋务运动的前提是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对传统的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对“夷夏之大防”、“华夷之辨”等封建保守思想藩篱的一个突破。学习西方科技，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层次。对此，林则徐、魏源有首倡之功，而洋务运动使之付诸实践。只有在它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之后，才对社会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是因为有了“西学为用”，才有了后来“西学”的大量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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