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的另一个大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轻工商、轻科技、耻言利的旧观念。在封建传统观念中，把农业作为国家经济之“本”，把工商看作“末”。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对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工商在后。另外，在封建传统文化中，一直教育人们“君子不言利”，所以，以君子自诩者，皆以耻于言利作标榜。在轻工商、耻言利的情况下，读书人只重政术、伦理，专攻典籍、词章，而对科技、生产的学问极少有人问津。这样，对科技知识的缺乏就成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一大缺陷。洋务运动兴起以后，人们从西方国家由工商发达、科技先进而达于富强的事实中受到启发，认识到国家要“求强”、“求富”，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科技，经营工商，讲求获利，是于己、于国都有益的好事。早期维新派人士提出的“富民说”、“商战论”，可以作为这种新思想的代表。在新观念的催动下，一批拥有资本的官僚和地主改变了传统的投资于土地的作法，而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一些资本雄厚的手工作坊主也转而兴办新式工厂。一些士子们也放下了线装书，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即所谓“格致”之学）和军事科学。科技之学从此在我国知识分子崇尚的“学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可以说，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禁锢在里面的人开始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缝越来越宽，中国人也就对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透过这道越来越宽的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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