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特别是当“俄人恫喝，英法居间”威逼清廷赦免崇厚的黑云压来，张之洞在《敬陈经权二策折》中更明确地将矛头直指李鸿章，抨击李“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谁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谴责其“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页4。）。为朝野人士所传诵的张之洞奏疏，完全左右了当时的舆论导向。
由于左宗棠是地方督抚中主战论的主要代表，即他坚持必须修改崇约、严惩崇厚，再加上左用兵新疆收复了伊犁，所以清流派对左宗棠“有褒词，无微言”（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8页。）。宝廷指出：“今日之事，决非现在枢臣数人所能胜任，必得如寇准、李纲者，或可挽回一二”，“召知兵重臣入朝，以定危疑而规全局”（《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22页2。）。邓承修要求：“朝廷必欲拯今日之急，安宗庙社稷，莫若令左宗棠入辅而委以军国之大柄”（《语冰阁奏议》，卷2页1。）。张之洞反复重申：“促令左宗棠迅速来京，筹画戎机”，“京师必有此等缓急可恃之重臣，方免宵旰独忧，人心震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页13、页8。）。显然，清流派把左宗棠视同挽救宋朝危局的寇准和李纲，他们的举动，表现出一种扬左抑李的倾向。
对于清流派上述表现，李鸿章的反应显示出他极度不满心态。他认为“宝、张诸君慷慨陈言”，“其源自左相发之”，“宝、张之请商调左相入都，谓可以主战吓俄”（《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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