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73页。)。面对“我中华且将为万国所鱼肉”的危局，他主张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曾纪泽亦明确指出：“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第16页。)丁日昌也认为，“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海防档》丙编，第45页。)李鸿章照样看到，面对各国“动辄挟制”的形势(《海防档》丙编，第3页。)，“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可强分界画！”(《李集·朋僚函稿》卷1。)他表示，为开放求强宁愿“冒险负谤”。
思想上的开放，必然外观于行动，洋务派在军事上建立了一系列军工企业，既加强了陆战实力，又建立了海军。这种努力突破了守旧势力不轻言兵器的行为准则，无疑具有了近代战略眼光；在经济上，他们又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为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文化教育方面，洋务派办起近代学堂，译西书，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给当时陈腐的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洋务运动30年的成果，即是他们开放思想的明证。
然而，洋务派毕竟是儒学教育下的封建士子，他们的行为仍然不能脱离封建传统的影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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