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鸿章的评价，80年代初还有文章把他作为反面人物加以否定，认为他是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中外相安”局面的投降派，他无论是办企业还是办海军，既无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企图，也没有防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苑书义《洋务运动与抵御外侮》，《光明日报》1980年9月15日）。同时，也有学者对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指出：李鸿章办洋务,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也就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胡滨、李时岳《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稍后，有同志对李鸿章作出两方面的评价：既肯定其创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有积极作用,又认为他办洋务并非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要给病入膏肓的封建残骸打强心针（乔还田《应全面评价李鸿章》，《北方论丛》1983年第2期）。再往后来，学术界对李鸿章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评价也越来越高。1988年,举办了“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1989年，又出版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研究者对李鸿章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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