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是洋务时期涉及内政、外交的大事，以往的洋务运动研究对此注意不够，一些教材和学术著作在谈到教案问题时，又往往一味强调洋务派如何“抑民奉外”，如何充当对外屈服退让的卖国贼和对内残酷镇压的刽子手。近年，有同志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赵春晨在《晚清洋务派与教案》一文（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中认为,洋务派作为封建营垒中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迈开脚步的一个*派别，他们与同时期的顽固派以及自发反教的士绅们具有很大不同，能够对基督教会，传教士及与之偕来的一些西方文化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同时，他们对教会充当外国侵略扩张工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他们尽管不赞成群众的自发反教行动，但对开展反洋教斗争的绅民又表示一定的同情。赵文进一步指出：洋务派并非不反对教会侵略，他们在揭露、谴责教会侵略活动的同时，还力图通过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修约等方式，限制教会势力的扩张，抵制外国侵略。至于他们反对自发的仇教反教行为，反对以暴力方式对待教会、教士和教民，主张“非攻教”，这既有畏惧同外国决裂、担心民众的行动会危及封建统治这些因素存在，也有他们与自发反教者在思想认识上的歧异，即对自发反教落后性和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因此，对洋务派的“非攻教”不应笼统地斥为“抑民媚外”、“镇压人民斗争”。赵文还分析了洋务派在处理教案时所采取的“悉遵条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办”的方针，认为这些方针固然带有“弱国外交”的色彩，但比起顽固派不顾客观形势、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鼓噪废教毁约、驱逐洋人的主张来，显然理智得多、可取得多：这些方针的执行，对于在局部范围内防止教案事态扩大、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洋务运动的进行，以及抵制教会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韩昱的文章评述了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鉴于中外实力悬殊，在教案问题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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