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难题。过去往往把洋务派的外交路线视为“妥协投降”，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视为“丧权辱国”。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洋务派的外交思想、外交活动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章鸣九、刘天路等认为，洋务派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外交知识、法律知识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产生了近代的国际意识，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迈进；在外交实践中，他们还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武器，揭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固然是妥协软弱的表现，但这是洋务派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章鸣九《洋务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刘天路《洋务派外交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章鸣九在《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一文（载《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中,又分析了洋务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根据，认为他们对中外通商局面和敌我形势的认识，以及“按约理论”、“据理力争”，争取和平环境以求“自强”的设想，“是富有理性的”。章文还以中法战争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洋务派官僚基本主和、基本主战、备战求和三种不同态度，认为不同态度是基于个人对形势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对讲和的时机、条件存在不同意见，并非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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