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徒出洋，能与英法各部互相款洽，使生徒得入官学、官厂，并上各兵船练习考证，尽得秘传，实属调度有方，始终出力”（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2、534、549、527、529、434页。），应予奖励。 这三批留欧学生回国后成了近代中国制造舰艇和管驾兵舰的骨干力量。
当然，受聘而来的洋员也有不能尽力、不遵约束者。如：福州船政局所聘管轮教习、英国人理格“教授年余，未甚得力”，原订三年合同提前解除，“遣令理格回国”（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三），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年版，第 929页。）；该局铁厂工人博士巴、船政总监工达士博，因不遵约束、遇事刁难，先后被辞退。张之洞所聘德国都司法勒根汉抵华后，“种种桀骜揽权生事，公使屡次扛帮，幸而遣归”（注：王树楠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56），卷80 ，第5534页。）；自强军延用洋将30余人，“而骄悍傲戾，遇事挟制者，亦复不少”（注：《刘坤一遗集》第3册，奏疏卷之28，第1043页。）。金陵制造局洋员马格里，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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