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似乎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包括当权部分和不当权部分）就走着泾渭分明的不同路线。为了证明这一点，三元里抗英示威硬编排“菜农”韦绍光当领袖，抹煞这次运动为地主分子所领导的大量历史资料。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也着力渲染清军的腐败和“义民”的英勇。其实，将官领导士兵抗敌和士绅领导民团御侮，在阶级性上有什么区别呢？

        于是，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统统都是反动派、投降派、卖国贼、刽子手。洋务运动既然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刽子手发起的，自然只能是反动、卖国的“罪恶产物”。实际上，统治阶级当权部分分化出洋务派，正是密闭的封建殿堂出现了缺口，它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个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最主要的矛盾的产物。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下，要想把资本主义移植到中国，最初不能不依靠那些有实力、有见识的当权人物，然后革新的思想才能渐次扩展到非当权人物、小人物以及工农大众。

        于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被概括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使中国一步一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完全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由封建变为半封建，即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本来是向上发展，却被不适当地忽略了。其实，如果没有资本主义，那会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会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一一不断向上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革命怎能具有日益进步的性质并最终埋葬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去研究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阶级斗争，很容易导向单纯用*标准去评判人物、事件，并陷入“动机论”、“目的论”，乃至“斗争就是一切”，不分青红皂白。这是应当引以为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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