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明王出世也罢，弥勒下生也罢，都是一种救世思想，而这种思想恰恰是中世纪中国下层民众反抗传统社会秩序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也最为封建当局所忌恨，受到最残酷的镇压。反观两千年来，以阿弥陀佛为号召的农民起义有几次呢？寥寥无几。因为它不具备救世思想，只具备彼岸回归的宗教观。因此西方净土的“住持”阿弥陀佛，永远在正统佛教的殿堂巍峨端坐，受人崇礼。他从未走出圣殿而面向民间。弥勒佛则与此相反，因此遭遇亦大不同。大明律明确禁止“妄称弥陀佛”，与唐诏令禁止“假托弥勒下生”，如出一辙。但任何朝代之法令皆未有禁止“妄称阿弥陀佛”的条例，因为从没有妄称之者，它从来都是统治者信奉的“正神”，不带任何异端色彩。 

元末农民起义初起时有两个支，除韩山童、刘福通一支外，尚有今天湖南宜春（元时，江西行省袁州）的“妖憎”彭莹玉。彭莹玉当然也非白莲教教徒：“先是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火炬名香，会偈礼拜，愚民信之，其徒遂众。”[35]这位元末农民起义另一发其端者，倡导的还是“香会”，以其教燃火炬名香，崇礼弥勒佛故。 

在元代末年，弥勒教的救世思想与摩尼教的救世思想，经过数百年的融汇合流，终于显现出这种合流的深巨伟力。正是这种思想鼓动起深受苦难的民众，在一场风云际会的大转折中发挥了历史主人公的力量。 

目睹并参加了这场斗争，随后又成为主角的朱元璋，曾经是“明王出世，弥勒下生”思想的信奉者。但是一旦地位发生了变化，角色即发生了变化，随之是思想的根本变化。在他还刚刚登上吴王宝座之时，为攻打张士诚而发表一份檄文。这份檄文已经把矛头对准了“香会”。他指出：造反的百姓是误中“妖术”，“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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