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金梁在学术领域里还作了两件事，值得一提。 

其一，赵尔巽在京出面组织《清史稿》编纂时，金梁亦随赵氏参与了《清史稿》有关事务,曾担任办理史稿校刻事宜。当时参加《清史稿》的编纂者，大多为清朝遗臣，老气横秋，气息奄奄。而金梁却正当精力充沛之际，因此非常活跃。当《清史稿》纂毕以后，凡536 卷。赵尔巽由于健康原因，“心力已竭，老病危笃，” [15]急于将“并非视为成书”的《清史稿》尽快印刷，并委托金梁负责校对之职。金梁则利用校对刊印之便，给自己冠以“总阅”的名义，并附刻其《清史稿校刻记》，又增加了，《康有为传》、《张勋传》、《张彪附传》,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形成了所谓《清史稿》的关外本。金梁的行为引起清史馆同仁的不满，他们把留在北京的七百部全部改回原来面目，并且删去金梁的“校刻记”，又形成了所谓关内本。 

金梁还利用参加《清史稿》编纂的机会积累史料，增扩见闻，后来陆续编写了一系列与清史有关的书籍，诸如《清帝外记》、《清后外传》、《清宫史略》等。金梁的这些做法，曾招致一些参加清史稿编纂事宜者的非议。现在看来，这种批评未免有些过于苛刻，因为金梁编写这些书籍，毕竟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史料。 

其二，金梁参加了拯救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其中包括有诏令、硃谕、簿册、文稿、奏疏、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均为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金梁听到这批内阁大库的档案被当作废物处理之后，立即设法探寻这批档案的下落。原来这些珍贵文献已经被北京西单牌楼同懋增南纸文具店作为废纸收购。他在《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叙》中记述曰： 

同懋增纸店实购自历史博物馆，八千袋费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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