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将运往定兴县纸坊重造纸料。闻之大惊，乃定期约雪堂沈庵偕往同懋增，则谓车运造纸已过半矣，仅检留数袋，立许五百金携归，并嘱速追余件，当三倍其原值酬之。往返兼旬，居然陆续运还，堆置彰仪门货栈卅余屋，连前后五院露积均满，高与檐齐。即付价二千金，寄存商品陈列所大楼，延招十余人排日检视，颇多珍异之件。[16]
金梁与其好友罗振玉合作，“初将销毁夺于火劫，终将造纸夺于水劫，”为抢救这批珍贵文献做出了贡献。不管他们当时出于什么动机，其结果则是为后人研究明清两代历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还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1923年2月25日）发表了《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宣扬抢救历史文献之重要。
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金梁没有在*上随波逐流，像郑孝胥等人那样到伪满洲国去当官，而是致力于学术研究，这段时间可称是金梁学术上的辉煌时期。他躲在天津小楼里，与世隔绝，埋头著述，编纂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清史著作。《近世人物志》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金梁为编写《近世人物志》花了许多气力，他用了大量时间，把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排印本称《翁同龢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认真阅读，仔细挑选，斟酌概括，以人分类，并按时日先后，排比整理，编成了有六百余人的《近世人物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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