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说:“碑与帖，譬如茶与酒。同一人也，既可饮茶，亦可饮酒。偏嗜兼能，无损于人之品格，何劳评者为之轩轾乎?”[1]认为碑与帖上的书法本无高下之分。不过在清代，碑与帖却发展为不同书法流派的名称，学碑者号称碑派，师帖者号称帖派，学碑者与师帖者常因观点不同而互相贬损。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就详细品评了碑与帖的不同特点，认为南帖中“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而北碑中则“古人遗法犹多存者”，明显表示出对北碑的肯定与提倡。[2]随后的包世臣和康有为，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尊碑抑帖、尊魏卑唐的态度。后人评价他们说：“虽然都祖述于阮氏，但是已经走了样。他们两人的学术，既颇粗疏，态度又很偏激，修辞不能立诚，好以己意，逞为臆说之处很多”。[3]在这种尊碑贬贴的大背景下，何绍基作为阮元的弟子，却能从篆分意度出发，崇碑却不抑帖、卑唐，而是兼容并包，师法碑帖精华，并因此超越了南北派别之见，把书法的发展置于较为宽阔的空间中，终成一代名家。

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字子贞，曾号东洲山人、东洲居士，晚年号猿叟、又作蝝叟，亦有惜道味斋、九子山人、黑女庵主、闽黔粤蜀使者等号。何绍基年少时即有才名，但科举之路却并不顺利。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年近不惑才考中进士，历充国史馆、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国史馆提调、四川学政等职。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因条陈时务不当被罢官。此后，何绍基即以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为职志，先后主讲济南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主持苏州、扬州书局。

何绍基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书法，对帖浸润己久、体会弥深。他对帖派之祖王羲之甚为推重，并能公允地评价帖的可取之处。特别是他从篆分意度出发，认识到了南北书派的相通之处，因而对阮元的南北书派论产生了疑窦:“南北书派各流别，闻之先师阮仪征。小子研摩粗有悟，窃疑师论犹模棱。”[4]他认为要达到矫正时弊的目的，确应力学北派，然而不能因此忽视南派的价值，从而超越了南北派别之见，为自己的书法风格融入了更多的审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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