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分意度的研究，实际上起到了打通碑帖及南北书派的纽带作用。如此一来，他也为自己融会碑帖的思想找到了出发点。清代后期，康有为在鼓吹“碑学”理论时，极力贬斥唐人书法，认为:“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己漓；而颜、柳跌奏，撕灭尽矣!”[13]与康有为相比，何绍基对唐人有着更平和公允的认识。他在《跋道因碑旧拓本》中写道:“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包万有，则前惟渤海，后惟鲁国，非虞、褚诸公所能颉颃也。此论非深于篆分真草源流本末者，固不能信。都尉此书，逼真家法，握拳透掌，模之有棱，其险劲横轶处，往往突过乃翁，所谓智过其师，乃堪传授也。”[14]如果说何绍基早年临习唐人书法是因为受到父亲影响的缘故，此时则是因为他从唐人书法中发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篆分意度。当然，何绍基对唐人书法也是有所取舍的，《道因碑》恰好与他的审美趣味相同，因此，他在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于苏州获得《道因碑旧拓本》后，一直用意临仿。
除了临习上面所提到的书法作品以外，何绍基还对《智永千字文》、《石门颂》、《信行禅师碑》、《王献之洛神赋九行》、《麓山寺碑》、《法华寺碑》、《李思训碑》、《张迁碑》及王羲之的《十七帖》、《兰亭叙》、《曹娥碑》、《乐毅论》、《黄庭经》等广为临习。从他的取法上，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特点：一是选择兼融南北、贯通碑帖的书法作品，如《兰亭叙》；二是选择碑中偏秀、与帖相近、圆笔多而方笔少的书法作品，如《张黑女墓志》；三是选择帖中含篆分意度的书法作品，如颜真卿、李岂的作品。由于何绍基师法广博，从而使他的书法中融入了更多的因素。在四、五十岁时，以行书为标志，何绍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行草书体以其最见性情、包容性最强而深受书家喜爱。何绍基的行草书代表了他书法的最高成就，也使他碑帖兼容的书学思想得以全面体现。以《为笙鱼书〈石天语〉轴》为例，此作约书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前后，结构上以颜字为底，取隶书的横势，又吸收了北碑及《道因碑》的特点，奇宕潇洒，生趣盎然。在用笔上，融入了篆书的圆劲中含、有余不尽，隶书的起伏向背、去势悠长，《道因碑》的翻折斩截、刚直骨鲠等。如作品中的“妄”、“落”等字的长横皆为隶书笔法；“真”、“溪”二字的右侧点随势而去，有如汉简笔意；“顾”、“草”等字的竖画如屈铁枯藤，令人震撼。整体气息既有“碑”的浓郁朴茂，又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