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决定从天津调兵进京护使，庚子事变已经开始。裕禄阻止不了义和团，自然更阻止不了联军北上。但为了推卸责任，他向清廷作了解释：据法领事言，此次送兵进京，并非与中国为难，不过自为保护起见；所派之兵人数不多；他已尽力劝阻，但洋人坚执不从[31]。在此，笔者不禁为其超然的立场吃惊，他似乎成了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掮客”。

1900年6月20日，裕禄在朝廷最后决定是否宣战和招抚义和团的关键时刻，又一次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以“六百里加紧”的速度报告战况，此时大沽炮台已失三日，但他不仅掩饰了这一重大事件，还吹嘘“连日力战获胜”，并正式要求朝廷招抚义和团[32]。清军将领讳败饰功习为故常，清廷也未必会尽信他的鬼话，但他此举仍对朝廷决策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掩盖了时局的严重性，为主战派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不管消息确否，主战派需要的就是这种消息。清廷于次日下诏宣战，并把裕禄的战绩通报全国，裕禄因此“获赏头品秩、花翎、黄马褂”[33]。昏聩异软的裕禄终于促成了庚子事变的全面爆发。

可见，东直督抚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是突出的。其主张、政策不仅始终直接影响着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而且更深刻地影响了清中央统治集团对义和团的决策。诚如时人所评，“李秉衡招徕于前，毓贤纵容于后”，“裕督惮亲贵用事不敢发言”，“于是拳匪之祸起矣”[34]。也因如此，李秉衡、毓贤、裕禄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李秉衡、裕禄*，毓贤则被清政府处死。这一结局多少减轻了后人对他们的一些恶感。

在国难当头之际，李秉衡表现出了晚清官场上少有的献身精神，本来他已参加了东南互保，大可安居华南，自保身家，但他冒险北上，请缨前敌，献身沙场，终究无愧于国家、民族和君主。只是未分强弱，不达时势，结果误国而又自误。而毓贤和裕禄则要等而下之，毓贤得到了一个*徒般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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