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是裕禄一生中最为心力交瘁的时光。他力图把握上峰的意图，无奈最高统治者也是方寸已乱，剿抚难断。面对地方的纷扰，他只好出兵绥靖，同时又告喻人民，希望“民教人等务各安分守法，尽释猜嫌，共敦雍睦之风”[25]。这一举措当然收不到什么实效。他还支持劳乃宣的义和拳源于白莲教的观点，委婉地提醒清廷以严禁教门的祖制来镇压义和团，但也不见效果。1900年1月11日，清廷明发上谕指出：“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意。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要求地方官今后“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26]。4月21日，清廷对裕禄重申上述政策[27]。这下裕禄方寸大乱，面对混浊不清的局面，他变得事事都要“仰乞圣裁”。5月，义和团在涞水与清军冲突，杀死副将杨福同。地方大吏守土有责，遇此重大事件，本可断然出兵，但裕禄却请示朝廷，结果请来一道含混的上谕：“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中心意旨是 “勿稍大意”[28]。于是，一件本来容易处理的案件变得无法处理了。此时正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关键时期，义和团公开向清政府的权威挑战，面对这一挑战，裕禄变得非常软弱。地方官向他请示，他的指示同样难以执行：“相机进兵，可抚则抚，不能则剿。”[29]裕禄的软弱无力客观上有助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反过来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又使得裕禄更形软弱。

从1900年5月下旬开始，义和团在京津一带大规模破坏铁路、电线，总署几次电示直隶总督，要求派得力将弁驰往保护，但裕禄并未采取切实措施。这使得列强驻华公使们进一步感到了局势的危急，并成了后来派兵进京护使的主要借口。此时的裕禄似乎放弃了总督的权力，针对天津满街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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