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统治的应变之举，这一决策的形成，固然与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有关，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各级官员纷纷奏请立宪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正如当时人所指出的，中国立宪的发生，除了日俄战争与革命运动兴起这两个主因外，“则疆吏之陈请，人民之请愿，皆立宪发动之动因”［①］。地方督抚正是官员陈请立宪的主角。 

地方督抚奏请立宪，肇端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1904年3月，日俄刚刚开战不久，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端方就与当时任办理商约大臣的吕海寰和盛宣怀联衔上奏，指出东北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应以利益均沾为宗旨邀请西方国家从中调停，另一方面则应“择最大新政切实举行数事，痛除旧习，以动天下视听”［②］。他们虽未明言立宪，但却看到了改革内政的紧迫性。8月，面对日益严重的东北局势，云南巡抚林绍年明确指出，“中国必变法始足以自立，今欲收回东三省，尤必先定变法之计，方足以对日而拒俄”，至于变法之最要者，“则无如改专制为立宪法”［③］，由此揭开了督抚奏请立宪的序幕。1905年6月，日俄停战议和，清政府电谕各省督抚，筹划东三省善后事宜。日俄战争创深痛巨，使更多的督抚认识到自强之路唯有立宪。岑春煊在出使美国大臣梁诚的影响下，毅然电奏请求立宪。同时，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奏请“自今十二年以后实行立宪政体”［④］。7月，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⑤］。几个地方权要同时奏请立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而在五大臣出洋考察*以后，立宪之声再起波澜，清廷以此事关系重大，再次致电各督抚征求意见，督抚们在回电中除少数以条件尚不具备为由加以反对外，袁世凯、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等人都明确表示同意立宪，联系到当时朝野上下就应否立宪进行的激烈论争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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