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地方督抚更积极推动预备立宪的进程。 

清政府筹备立宪的步骤，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从改革官制入手。历时一年的中央与地方体制改革虽有新意，但步子并不大，究其原因，关键的一点是没有抓住立宪*的实质。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议机构并制定宪法，组织受代议机构监督的责任内阁，这些是立宪政体的中心问题。清廷在中央体制改革中虽提出设立资政院，但迟迟不见行动。1907年6月，岑春煊上奏，建议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以代上院，以都察院代下院，并在各省设立咨议局［⑥］，明确提出了筹备中央与地方代议机构的问题。7月，袁世凯也奏请速设资政院以广采群言。应该指出，岑袁二人所倡设的资政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会，而是主张“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力”［⑦］，但在宪政筹备仅一年的情况下，他们的建议易于为朝廷所采纳，而与此同时主张“资政院宜实有议院性质”的御史赵炳麟的奏折却因过于激进而被否决。9月，朝廷正式下诏宣布：“设立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尽管资政院可以被斥为“非驴非马之议会”，但它却标志着传统*体制开始向近代转化，成为国会设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 

责任内阁是地方督抚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1910年，云贵总督李经羲、吉林巡抚陈昭常、山东巡抚袁树勋等皆上奏要求设立责任内阁。他们提出责任内阁有三点好处：一是可以确定施政方针，二是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三是有利于统一分配国家财政收入。这时督抚主张设立责任内阁，还只是从筹备立宪的具体工作角度考虑，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开始考虑有关宪政前途的全局性问题，将责任内阁与国会的成立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宪政的筹备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1910年9月，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瑞瀓联衔上奏，主张举借外债修造铁路，以此为第一救亡之策，并且将此意通电各督抚征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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